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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枪王李海峰
“马球子,半拉脸;李双侠,一只眼。”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中流传的一句话,后者指的就是李海峰。李海峰在当时的牡丹江一带赫赫有名,人称“神枪王”。
李海峰,1908年出生于密山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母亲与姐姐早逝,与父亲相依为命。春天,随父下田耕种,冬天，随父进山打猎,艰苦度日。
年轻时,有一次在做炸野兽的炸子时,不慎炸药爆炸,李海峰左眼被炸瞎。但他以坚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在长期的狩猎生活中,炼出了爬山越岭如走平地的本事,炼出了在六百米内弹无虚发的好枪法。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占领密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广大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勤劳勇敢,不屈不挠的李海峰,义愤填膺,揭竿而起,在宁安一带组织起一支抗日义勇军,报号“双侠”队,走上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日征程。“双侠”队以山区为屏障,经常出击敌人,英勇善战,打得敌人坐卧不安,不断对“双侠”队进行围剿。1935年,“双侠”队被日军包围,战斗异常激烈,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双侠”队被击溃,李海峰幸免于难,只身突围,在宁安三道河子隐居起来。
1936年,李海峰应招入伍,在不打抗日队伍的宁安森林警察大队做了一名“炮手”。这支队伍由爱国将领李文彬率领，士兵多数是旧编吉林自卫军、救国军的军人,抗日热情极浓，都胸怀救国救民之志,正枕戈以待,准备大举之事,反正抗日。1937年7月,在抗联五军党委派人帮助下,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和内部动员，森林警察大队150多人,连同家属六、七百人在李文彬同志率领下,打死日本军官八人,又缴了敌人新派来的五十多人的武装监视队,焚烧了防所,带出所有武装和军需物资起义。被编为抗联五军警卫旅,李海峰被任命为警卫旅一团一连连长，成了抗联队伍中真正的一员。
李海峰所率连队,作战神勇,战绩赫赫,成了闻名全师的“炮手”连。二路军总部秘密建立后,李海峰连队被委以重任，驻守头道卡子,成了防御日伪军进山的头道守门神。
1938年,日军大举围剿抗联部队,为保存有生力量,抗联部队向密山、勃利方向转移。3月18日,李海峰所率连队一小队16人,在小孤山与日伪军400余人遭遇,为拖住敌人,保卫总部和后方医院、裁缝所安全,李海峰率领小队占据小孤山阻击敌人,被围一天,打退敌人五次进攻,击毙敌人一百余人。我十二烈士壮烈殉国。李海峰在双腿被炸断情况下,为掩护四名战友突围,战斗到最后一刻,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年仅三十岁。
为悼念为国献身的革命烈士,抗联二路军追认李海峰同志为中共党员。
李文彬殉国
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李文彬壮烈牺牲,他的遗骨和其他战士的遗骨一道,被埋在十二烈士山的西南山岭。
李文彬,黑龙江省双城县三姓屯人。1902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少年时只读过私塾,在家种过地,后在哈尔滨三十六棚哈尔滨铁路工厂当过学徒工。1920年投入东北陆军十八旅当兵,后又调到穆棱县下城子东北边防军步兵六十六团骑兵营第一连当连长。“九·一八”事变后,李文彬同原部队十旅一起参加了吉林自卫军。1933年春,在日军进攻下自卫军全部瓦解。李文彬无奈回家待了一年多。1934、35年,他分别在依兰、宁安森林警察大队任大队长。
李文彬为人正直、性情豪爽,胸怀救国救民之志,每谈起国耻民恨的时候,都十分愤慨,表现出自己宁愿舍身救国的崇高思想境界,在吉林自卫军里,他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与日军作战。在驻守牡丹江左岸三道河子时,日寇企图利用他的力量消灭活动在防区的抗日军队,但李文彬并未按日寇的意图行事,相反在我党的帮助下,驻防二年未向抗日队伍打过一枪。驻宁安日军对他“讨伐”不力十分不满,几次想谋害他都未得逞。
1937年7月12日,李文彬在我抗联五军党委的策划下,率领部下150多人举行起义。7月15日正式宣告参加抗联，改编为东北抗联第五军警卫旅,后又于1937年11月扩编为五军第三师,李文彬由旅长晋升为师长。
经过战斗的考验,李文彬于1937年光荣加入党。
在烈士山激烈战斗的时候,三师主力在师长李文彬、政治部主任王效明带领下,已经撤到大砬子以西密山界内,离烈士山四十里左右,当他们听到烈士山传来枪炮声时,李文彬说:“这是李海峰同敌人遭遇了。”但是增援已来不及了。李文彬果断地命令部队:“连夜抄近路赶到敌人前面,在大顶子山北部的大山弯里打他一个伏击。”
部队开始了急速的夜行军,顺着来的路线,抄近路,在天亮前,抢先占领了罗锅桥大顶子山北五里左右山谷转弯处的有利地势设下了埋伏。
天放亮了,敌人带着胜利的喜悦得意忘形的向宝清撤退。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已经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这时,李文彬一声令下,我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敌人乱作一团,被炸得鬼哭狼嚎,狼狈逃窜。抗联战士冲下山打扫战场时,共击毙敌人30余名,我军无一伤亡,缴获大批枪支、弹药。这次战斗仅用了十几分钟,成为抗联史上著名的伏击战。
1938年五军二师与四军主力西征,五军三师在兰棒山一带继续开展斗争,很好地掩护了西征部队。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三师在宝清西部山区密营附近种一些苞米、土豆。当冬季被敌人包围时,这些粮食起了一定作用。并一有机会就出击,敌人连连受挫,大为震惊。
1939年夏,周保中从牡丹江来到宝清,派黄玉清东巡虎林、饶河去找三师。黄玉清找到三师后,因敌人大"讨伐”切断了交通无法找到七军。李文彬毅然率一个连作先遣队同黄玉清回到宝清,找周保中领受新的任务。在等待与总指挥部接关系时,于9月12日遭到日伪军35团和警察队一部近百人的追击并包围。
李文彬师长指挥部属就地沉着应战,奋力突围。激战数小时,终因寡不敌众,李文彬和连长赵荣、师部副官张云晋、四班长李青山、队员佟祥等七人壮烈牺牲。
汉奸指着一具遗体说:“太君,太君,这是李文彬呀!”
敌兵一听,象恶狼一样抢分李文彬的衣物回去邀功请赏，并毁坏了烈士们的遗体。
我抗联增援部队赶到之后,敌人已经逃走。抗联战士满怀对同志的敬仰、对敌人的仇恨,把李文彬等七烈士焚化于战地,埋骨于烈士山西南的山岭。
时年,李文彬仅 38岁。
寂静的山林里响起一阵祭奠的枪声,在山谷里回鸣了许久、许久……
激战大砬子
烈士山西沟有一块宽绰的草甸子,大砬子就在草甸子西缘的山根下,高约十二米,方圆二、三百米,是一座天然屏障。烈士山战斗后,敌伪“兴安军”常在此处活动巡逻,安营设卡，监视堵击我抗日联军。
一天,五军三师政治部主任王效明同志奉总指挥周保中同志委派,率领九团官兵二、三十人,到大砬子运取去年冬天储存在那里的给养。搬运中,被敌人发现。
伪“兴安军”有三、四百人,分成两路,钳形向大砬子攻来，当他们进到射程以内,抗联战士一声大吼,排枪齐响,敌人被撂倒二十多人。遭到了迎头痛击,敌人狼狈逃窜,有的就地卧倒,有的逃到山脚下,开始打马桩子,整顿队伍,准备再次进攻。
敌人受挫后,开始用猛烈的炮火轰击,掩护进攻。我抗联战士充分利用大砬子天然掩体,只要敌人稍稍向前蠕动,就点射击毙,敌人无计可施,战斗形成僵持状态。
王效明深知骑兵离开马就没有战斗力。他派两名战士迂回到敌后,伺机袭击敌人的马桩子。一个时辰过后,敌人一支骑兵,从左侧山缘向我背后迂回,企图抄袭我军后路。就在这时,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几声枪响,接着看到敌人的马桩子惊散,马在山野中到处乱跑,敌人后方乱了阵脚,不顾打仗,只顾去抓自己的马。前沿阵地的敌人也乱了,不顾死活,滚的滚，爬的爬,拚命往回跑,我军趁此机会,又一阵排枪打死十余名敌人,敌人丢下尸体和惊散的战马向下逃散。
大砬子一战,彻底击垮了伪“兴安军”的嚣张气焰。战斗中,我抗联张连长英勇牺牲,遗体被安葬在大砬子西边的弹坑中。
李炮营阻击战
在兰棒山南20华里处的挠力河、大泥鳅河的交汇处,有一座半地下的地窨子草房,这就是李炮营子。1938年3月25日,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壮烈的战斗——李炮营阻击战。
李炮,原名李玉成,1895年生人。在这沟里靠打猎为生，已度过了二十多年。他原是关内人,因为好打抱不平,在家乡为了替乡亲们除害,曾打死一名恶霸地主的儿子,为此,而流浪关外。他为人刚正不阿,厌弃世俗,颇有几分侠义之气。“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在大刀会汝司令队伍里干了一段,当他看到这支队伍已不再抗日时,便气愤地离开了。于是,他领着妻子进入这深山老峪里,打算老死山中,也决不当亡国奴。
1937年秋天,五军三师派张云晋副官带领几个人到这里选择密营点时,经过北沟庞把头的指引,就找到了这里。张副官等人一住就是一个多星期,经常帮李炮干一些力所能及的零活,向李炮一家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终于使李炮感动,亲自带他们早出晚归,踏察山势地形,并指点了建密营的地点。张副官他们临走头一天晚上,李炮主动提出:“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好队伍,我相信你们是能赶走东洋鬼子的!今天我把我长子福胜交给你们带去,我死也放心了!”
张副官不仅收下了李炮的长子,还同意收下李炮夫妻俩。将来后方密营建成后,这儿就是密营卡子房,李炮就是密营卡子房的负责人。
李炮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当晚拿出一瓶珍藏已久的平日舍不得喝的酒,来庆贺参加抗联这件喜事。
从此以后,他的长子李福胜加入了三师八团一连,李炮原来的单子猎枪“别拉弹”也换成了五军发给的连珠枪。张副官等人走后,他真像一个卡子房的负责人一样,履行自己的职务。
按照李炮的指点,二路军后方机构和五军三师密营分别设在李炮家西沟、兰棒山以南地形十分复杂的几处山口、山腰。李炮一家也肩负起守卫三师师部、京石泉国际广播电台和联军教导队、后方医院、裁缝所等部门。
从烈士山战斗以来,李炮更加警戒着敌人,从不马虎!这天,总部留守处负责警卫的赵子文指导员和通讯处通讯员孙喜久来到李炮家,告诉他最近发现有敌人向这一带活动,让他多加小心。这时,李炮的小儿子李福泉回来了,说发现河岸上有敌人……
原来,一股敌人约三四百人,从宝清方向向西北方向窜扰搜索而来。这股敌人已在这一带转悠了好几天,当敌人看到小河向西南方转弯处的北岸,露出一幢半地下的小草房时,狡猾的敌人停了下来,用望远镜窥视动静。
李炮他们从窗缝向外窥探,果然,河岸上有敌人在露头。李炮说:“你们先撤,我掩护。”赵指导员让李炮一家先撤,向密营报告。可李炮执意不肯,说:“我杀敌立功的机会到了,福胜在战斗中光荣负伤,我应作出比福胜更光荣的事迹来!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李炮回头又向外窥视,发现敌人正向这里试探着前进,越来越近了,近到百米以内时,突然,在敌人的脚下响起数声爆炸声,敌人慌忙往回跑,李炮屋里的四把枪一起开火，一连打死数人。紧接着敌又冲了上来,指导员赵子文和通讯员孙喜久冲了出去,孙喜久很快钻人“闹眼塘”,借着密集的榛柴塘向后山撤去,而赵指导员为了掩护战友,在门前身中数弹倒下了。
李炮的小儿子李福泉一个箭步冲上去拽指导员,没有拽动,他把指导员的枪拿在手中,转身刚迈进门槛,就被敌人罪恶的子弹夺去了年仅十四岁的生命。
李炮和老伴儿两眼射出仇恨的怒火,他接过儿子手中的二十响盒子枪和老伴儿同时开火,敌人靠近时李炮就用二十响手枪射击,离的远些就用连珠枪一个一个地消灭敌人。敌人几次冲锋都被李炮夫妻打退。
少有的宁静。
敌人看到没有人追击,感到惶惑不解,于是对着小房开炮,不久小房起火了。
李炮左臂负伤,老伴也已受伤不省人事。为了更好地牵制敌人,他不得不从山墙钻出去,爬过草丛冲上了后山岗。此时,他完全可以隐入林海深处撤走,但是,他马上想到如果不把敌人引开,那后方医院、总部密营将受到危协。
于是,他从后山岗上开枪又打死数人,敌人气急败坏地一齐奔向后岗,向他扑来。他象一个胜利者在岗上哈哈大笑,并大声喊道:“跟我来吧!”然后迈开大步向密营总部和后方医院相反方向跑去。……
下午4时许,我留守处在得到通讯员孙喜久的报告后,在李炮营东北约二十里的大山岗上击退了伪兴安军,并发现了李炮的尸体在这条岗上被敌人凌迟了!
打扫战场,敌军共弃尸30余具。
当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听到关于李炮英勇牺牲的汇报后,心情非常激动,说:“李炮真是一个高尚的人!坚贞的革命者!”四月下旬,敌人在伪《三江日报》上造谣说……“五军匪”的密营,有坚固的地下工事、碉堡……
五军三师的密营,敌人始终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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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第一张报纸
《东北红星壁报》诞生于我市兰棒山二路军密营,是我市的第一张报纸。
“锅盔山前皎洁雪地透红斑,应知将军经鏖战;宝石河头凄凉月夜对青流,岂料英雄殉节休。”
这是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含泪为在敌人狱中牺牲的五军三师师长张震华所写。
这幅充满血与泪、沉痛悼念烈士的挽联,真实记录、反映了当时东北抗联艰苦、悲壮的抗日斗争。《东北红星壁报》第二期登载了此联,现珍藏于北京中央档案馆,是《东北红星壁报》刊办五期仅存的一期,成为研究东北抗联历史的宝贵资料。
1940年,坚持吉东地区进行武装斗争的东北抗日联军，处于严重困难的低潮时期。为了加强对抗联战士的宣传和文化教育,振奋精神,鼓舞士气,5月29日,二路军总部召开党员大会，专门研究和讨论宣传工作和文化教育问题,决定充分利用“京石泉国际电台”的便利条件,创办《东北红星壁报》,并选举了以副总指挥赵尚志为主编,王春发、金京石、李俊、姜信泰等同志组成的报务委员会。(东北红星壁报》的创刊,开辟了东北抗联抗击日寇的第二战场。
《东北红星壁报》每期八个版面,腊纸刻版油印。报纸内容丰富,栏目齐全。《社论》、《国际要闻》、《昨日新闻》等栏目，及时报道世界时事政治,指点江山,论是论非;<中国抗日消息汇报》、《东北抗日战讯》、(东京特讯》、《民族英雄传记》栏目，迅速传递抗战军事信息,分析敌我形势,凭吊战斗英雄,激发高昂士气;《小说》、《诗歌》、《迷语》等栏目,积极反映抗联战天斗地、抗击日寇的乐观精神,活跃军营生活。主编赵尚志将军曾以“问之”为笔名,写过(纪念红色的五月)千字短文,《士野的诗歌》等文章。报纸全年共出五期。年底,总部转移时,报社委员会委员王春发牺牲,报具被损,壁报停刊。
《东北红星壁报》如一张陈年的底片映照下了那一段难忘的战争岁月,又如一场初春的喜雨滋润兰棒山生机盎然。
不同寻常的婚礼
1939年10月6日,这是东北抗联二路军总部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在这野果飘香、树叶蕃黄的深秋时节,从总部密营里传出了宏亮的歌声:
......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
红色大旗高高举起
飘扬山水间
中华民族反日战争
敌人心胆寒
不怕牺牲不怕死
抗日联合军
每次胜利是我们
这次游击凯旋归
强盗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全杀除
人民政府逞雄威
国土全收回
我们快乐
我们欢迎
同志们来庆祝
大家高唱凯旋歌
革命成功万万岁
......
这歌声是东北抗联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和女战士王一知在举行婚礼时唱的《国际歌》和《红旗歌》。起初是他们二人唱,后来战士们也跟着唱,歌声掌声欢笑声,一浪接一浪,发出了强烈的冲击波,在深山老峪里久久回荡。
周保中同志原名奚李源,字绍黄,云南省大理县湾桥村人,白族,生于1902年。他15岁时,抱着“富国强兵”的理想，虚报两岁,投军入伍,参加了“讨袁护法”的斗争。以后,进入云南讲武堂第17期工兵科学习。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7月,在大革命激流中入党,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的组织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周保中同志曾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秘密到浙江、湖南、河北及山东等地从事兵运和联络工作。1929年冬,中共中央派他去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
1931年党派他回上海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又派他到满洲省委工作。他于1931年2月到了哈尔滨,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军事运行部主席(即军委主席),亲自起草了“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游击运动提纲”“义勇军组织法”等。约半年后,中共满洲省委派他到抗日自卫军和救国军中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任绥宁反日同盟军军长、党委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各种抗日组织，有效地打击了敌人,提高了党的威信。1935年2月,他担任了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军党委书记。1936年底,他又担任第二路军总指挥。领导四军、五军、七军、八军、十军和救世军,此外一路军的第三师也经常和五军部队在一起战斗。部队活动在吉东地区和中东铁路、哈绥铁路两侧及松花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等广大地区约三十余县。周保中在与敌人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曾五次负伤,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仅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他就曾三次负伤,有一次肠子被打出来了。当时,哪有医疗条件呀!连治外伤的药也没有,可是他不叫一声痛,硬是将肠子塞回腹部,敷上草药,用绑腿缠好,仍然坚持战斗和工作。他的模范行动,深深地鼓舞着广大的抗联战士。
王一知同志是黑龙江省依兰县人,生于1916年,1934年加入共青团,1935年入党。曾担任过依兰县中学女子班党支部委员，中共吉东省委秘书处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部、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秘书。她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爱憎分明,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九·一八”事变后,她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义愤与强烈的爱国热情,毅然参加了学生抗日救国运动。人党后,她率领广大爱国学生和妇女群众,更加奋不顾身地开展抗日活动。她积极地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反日会、救国会、发展党团组织。在工作中,她不避艰险,不辞劳苦,机智勇敢,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在日本侵略军疯狂“围剿”东北抗日军民的重要关头,党把她派到抗联第五军。在峰火连天的战场上,她率领五军女战士,在被服给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常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与男同志一样行军作战,与日军进行了无数次英勇战斗。在二路军密营总指挥部,她更是无私无畏,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夜以继日地帮助周保中做了大量工作。
自1939年春开始,王一知和周保中在共同的抗日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他们一起同敌人同旋,向敌人冲锋，一起吃野菜、饮山泉，忍受酷暑严寒的考验,当深秋山里果实成熟，他们关系也成熟了。经过几个月的锻炼和考验,培植了深厚的情感。当王一知大胆地向周保中坦露压抑内心许久的爱慕时,周保中笑着问她:“日寇到处张贴布告、散发传单捉拿我,并以重金收买我的首级,赏金由五万元增加到数十万元，一知,难道你不怕?”
王一知十分坚定的说:“我不怕!”
周保中被王一知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心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经总部机关党支部的同意,他们的婚礼在兰棒山总部密营里举行。
他们的婚礼既简单又隆重。
二位新人把平时穿旧的军装洗了洗做为新婚礼服,吴玉清、金成玉(朝鲜族)、李顺姬(朝鲜族)等五名女战士在密营新房里插上了从野外采来的花草稍加点缀,金京石等有文化的战士在木刻楞墙壁上贴上几张抗日救国的标语，新房就算布置完了。
婚礼开始时,支部书记以主持人的角色向战友们介绍了他们的身世及相爱过程,勉励他们团结一心,并肩战斗,为消灭日本侵略者贡献青春。接着是文艺活动,应战士们的要求，周保中先唱了(国际歌》,王一知唱了当时抗联战士流行的《红旗歌》,开始有的战士跟着小声唱,后来大家一起合唱,形成了共鸣。金成玉、李顺姬、吴玉清等几位女战士带头跳起了欢快的朝鲜族舞蹈,为婚礼增添了几分喜庆气氛。
三次重走抗联路的抗联女战士吴玉清（右三）和儿媳自费，再次登上二路军总部遗址（周保中结婚纪念地）。
炊事班的同志们为庆贺总指挥的婚礼,特意为全体指战员作了一顿“丰盛”的饭菜,炊事员用铁桶盛上来马肠子煮野菜。没有酒,战友们就端着大碗大碗的“京石泉”水作喜酒,频频举杯祝贺总指挥夫妇美满婚烟,并预祝抗日战争早日胜利。
周保中和王一知望着可爱的指战员们,吃着不同寻常的饭、喝着不同寻常的酒,非常感动。在两个人对饮之时,王一知觉得有异样的东西落在她的手背上,她知道:那是保中从心河里溢出的眼泪……
源于一封信
1987年秋,七台河市委党史办给宏伟乡党委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据史料记载,1938年3月18日,我东北抗联二路军五军三师八团一连十二名干部战士在小孤山同日军四百多人激战一整天,最后全部牺牲,并要求宏伟乡党委对这一战场遗址进行考察、寻找并上报。
一个偶然的机会,这封信被一位有心人发现了。这个人就是宏伟乡武装部长苏将校同志。
自费考察抗联遗址牵头人，时任七台河市宏伟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苏将校（1988年春）
苏将校,刚刚转业复员,当年38岁,是一个非常善良朴实的汉子。他的二舅也是烈士,他二舅的事迹对他影响很深,因此他毅然决然地报名参了军,并在部队经受教育和锤炼。早在1985年,他组织民兵拉练,在选择训练地点时,经过踏察，选在小孤山。训练过程中,人们发现了许多马骨头、人骨头，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又有不少群众发现了一些战争遗物,这使有军人特殊敏感的苏将校惊喜地认识到:这一带当年肯定驻扎过抗联队伍,十二烈士的牺牲地也许就在这里。
看了这封信,苏将校怀着对阵亡烈士的崇敬,怀着一个退伍军人眷眷报国之心,立即着手查访,在他的影响下,李兴发、张学玉、葛维升、沈忠芳、董兴业、孟庆江、毕得金等人也加入进来。他们自发地成立了“十二烈士山”查访小组,由苏将校和市电视台驻宏伟乡记者站站长李兴发负责经常性工作,于是一场艰辛的查访开始了。
这个小组进行了大量的查询、收集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等工作,长达十年之久。
1988年3月七台河军分区，市委党史委分别为自费考察的同志出具的介绍信。
他们先后去过宝清、依兰、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北京。这期间苏将校、李兴发自费花去了5千余元,仅88年上北京寻访老抗联将士、寻找珍贵的文史资料就花掉3千元。一路上他们省吃俭用,食不果腹,还险些传染上甲肝。苏将校动用了当时家里准备盖房钱。对于并不富裕的他们来说,已是尽了最大的努力。1992年,苏、李二人去依兰请来了两位老抗联,其中张玺山这位老抗联因年事已高,上不去山,但是要认定烈士山必须到山顶察看地形,于是苏、李二人轮流将这位老抗联背上了山顶。
苏将校、李兴发自费查访烈士山的事迹在宝清县、七台河军分区、北京有关部门引起反响。他们去北京查阅资料,七台河军分区给他们出具了军字号介绍信,使他们在京办事进展顺利。他们在北京中央档案馆查阅资料,当档案馆的同志听说他们是自费查访时,破例为他们及时查找了所需资料。在国防科工委,原科工委主任、老抗联彭施鲁同志听说找他了解十二烈士山的事,非常高兴的说:“十二烈士山终于有人管了,他们没有白死啊!”并欣然挥毫为十二烈士题词,书写了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在行军途中为十二烈士题的诗赠给宏伟乡人民政府。彭老还说:“将来一定要去宏伟看看烈士山!看看根据地的人民”。在北京,他们还探访了原五军三师政治部主任王效明,当时王老已81岁高龄,且身体不太好,他和老伴阎林、大女儿王宇热情接待了苏、李二人。当苏将校拿出从兰棒山买来的6斤元蘑时,王老一家非常感动,王老和阎林说:“这就是革命老区的元蘑!”一下子就勾起了对当年在兰棒山战斗生活的回忆,详细介绍了二路军总部密营、十二烈士山、大砬子等具体情况。并说在十二烈士山战斗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938年3月22日,亲自给周保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讲述了战斗经过。在北京,他们还找到了周保中女儿周伟的单位（北京陆军总医院高压氧舱办公室）,当周伟听说他们是自费来的,也非常感动,拿出母亲(王一知)临终前的录音带,说:“我母亲临终还嘱托,一定要把烈士山找到!”苏、李二人听着录音,眼窝一下子湿润了。（苏、李二人并将王一知、王效明的谈话录音进行了复制留存）
在哈尔滨,陈雷的夫人李敏详细看了苏、李二人提供的有关十二烈士山的资料,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王效明等人还提供了其它老抗联战士的地址,如河北的曹暑岩、天津的姜焕洲等，却因经费不足而错过了寻访英雄的时机。当他们坐车返回家乡,兜里仅剩下二十元肆角六分钱……1992年春天，苏将校把从各个战场遗址收集的弹壳、炮架、战刀、钢盔和有关资料收藏好,又到烈士山把烈士的遗骨掩埋在一棵常青树下,以等待周保中诗中预示:“指点沙场吊忠魂”的机会来临。
寻祭十二烈士山,得到市委、市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94年以来我市把精神文明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当做大事来抓,市委宣传部、市军分区等部门把爱国主义教育做为一项重点工作摆上了突出的位置。市中级法院等对此事也引起了高度重视。下乡包扶的中级法院立案庭庭长葛维升、市老促会副会长沈忠芳多次到宏伟、宝清考察。沈忠芳当时年近古稀,还冒着寒风,踏着深雪,登上小孤山、大砬子……并亲自撰写报告、申请、解说词、碑文等有关十二烈士山的资料，约一万余字。
半个世纪未予认定的烈士山果真到了“指定沙场吊忠魂”的时候了。
黑国发[1997]2号文《关于命名首批省级国防教育基地的通报》,十二烈士山名列其中。
1998年7月8日,十二烈士山纪念碑庄重地竖立在小孤山南麓。
至此,为艰辛的寻祭工作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这正是:
十载查访历尽艰辛痴情恋沙场;
一朝如愿凭吊英魂泪眼望丰碑。
几件“小事”
“神经病!”这本是一些乡邻不理解、嘲讽的话。苏将校、李兴发研究、查访革命历史战迹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的确有些“神经兮兮”。拿他们自己的话讲:“现在满脑子都是十二烈士山,都是十二烈士,别的什么也装不下,阵亡烈士的高大形象在眼前就是挥之不去!”
彭施鲁将军（左）和苏将校（图右）面对军事地图研究抗联遗址等事宜，1988.3月李兴发拍摄
1998年8月28日《七台河晚报》记者杨露报道苏将校和他的搭档报纸原件。
研究历史、考察历史本就是件极艰苦的差事!搜集、翻阅、研究资料,多少个无眠之夜,他们秉烛夜读,与先烈进行着心与心的沟通;多少个节假日,各个战迹地出现他们搜集证物、往返不知疲倦的身影。随着历史的书鉴一页页慢慢清晰，他们仿佛更失去了自己,忘却艰辛,带着微笑,沿着先烈的足迹向那“灯火阑珊处”走去。
人们都说,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高尚的女人。的确,妻子对他们是支持的,默默地承担起了全部家务,默默地给他们以无声的帮助。然而,“锅碗瓢盆交响曲”的家庭生活哪能没有波澜!
苏将校的爱人徐桂华是医院的一名药剂师,事业心很强，一次,她正在家中做饭,忽然接到通知让她速到医院,有病人急需用药。她忙交待正沉浸在资料中的苏将校看好饭锅和园子,放下已下锅的米急匆匆去了。待她忙完工作回到家中,厨房已糊烟四起,米饭成了黑糊糊的锅巴,园中更是一片狼藉，葱葱绿绿、即将落花结果的花菜已被大鹅吞噬得乱七八糟。而苏将校还在那里浑然不觉。多日来身背重负的勤劳、善良的女人,再也控制不住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啊!”她边喊边撵着抓住乱跑的大鹅,狠狠心猛地摔死在地上。
多年来的省吃俭用,苏将校、李兴发两家积攒了一些钱，准备翻盖新房。两人的妻儿都沉浸在新房子落成带给他们的喜悦之中。正当苏将校家房子准备上瓦、李兴发家房子再添备木料的时候,二人却正在商议着自费去北京查找资料和采访老抗联。这怎么能行?靠一个月才几十元钱的工资,攒够盖一个房的钱是多么的不容易!当两个人将他们的决定同妻子商量时,妻子们说,你们查访我们不反对,但是动用多年攒下的盖房子辛苦钱,我们实在想不通。苏将校、李兴发理解妻子,是妻子用瘦弱的双肩支撑起了这个家,是妻子平时无怨无悔的支持,才能使他们一心扑在烈士山的查访工作上,他们怎忍心破灭妻子翻盖新房的最大心愿呢?人与人之间需要太多的理解……列车徐徐开动了。苏将校、李兴发摸着妻子为他们准备的行囊,望着渐渐远去的妻子背影,眼睛模糊了……
一次特殊的“绿灯”
“绿灯”并不是随意为每个人开亮的,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对特殊的人,才有特殊的破例。自费寻查文史资料的苏将校和李兴发幸运地遇到了这种特殊的待遇。
那是1988年3月24日,苏、李二人从北京东城旅社出发,乘公共汽车西行,途中换了三次车,经过3个小时,来到北京西山脚下--中央档案馆。
在中央档案馆大门口,一位姓王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接待了他们,看了他们出示的七台河市军分区的介绍信后,领着他们来到中央处利用室休息室。从大门口到休息室,有两道卫兵荷枪实弹地守卫着这机要重地,院子里有一群狼狗在护院,一派戒备森严的气氛。
时间已是下午1时45分。
姓王的年轻人拿着介绍信,又打量了一番这两个不同寻常的人,说:“我们领导正在开会,你们先在休息室等着吧。”
苏、李二人就求他通融一下,说:“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找了三个小时才找到这儿,请你帮帮忙。”
姓王的年轻人说:“我们这有招待所,你们先住下。”
苏将校说:“我们现有的钱只够返回的路费,如果再住店，还得花钱,再说我们已在东城旅店写了店铺了。”李兴发补充道:“我们是自费,把家里盖房的钱都拿来了。”
姓王的年轻人说:“那好,你们等一下,我给我们处长打电话问问。”
不一会,处长来了,说:“你们先住下,查的东西现在不能让你们查,我们明天帮你们查,你们26日上午来。”
苏将校犯了难:“再住两天,我们就回不了家了。”姓王的年轻人介绍说:“这是我们处的齐德平处长。
自费考察研究抗联遗址的原七台河市宏伟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苏将校
苏、李二人就央求齐处长,又把自费寻查的事说了一遍。齐处长说:“我在这儿工作了这么多年,还头一次遇上自费来的。”就详细问了苏、李二人的工作单位、职务、年龄。又问:“你们为啥自费查资料?”
苏将校说:“我是当兵出身,烈士山就在我们乡南面,我们是出于对烈士的敬仰,再说了,烈士们为了抗日救国把命都搭上了,我们搭几个钱又算什么呢?”
“好!好!好!”齐德平不住地点头,然后略思片刻,说:“就为你们这种精神,我破一次例,开一次绿灯。为了让你们节省钱,我马上安排人去查。”
齐德平处长让姓王的年轻人把资料室的贺德海叫来,交待了一番,就又去开会了。
贺德海领着他们往地下室走,问:“查什么资料?”苏将校说:“吉东省委有关十二烈士山的资料。”
说话间,已来到了地下室门口,贺德海进了地下室查出一本书来,书名是《烈士山,十二烈士》，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吉东省委第二印刷所印。
苏、李二人详细翻看了书的具体内容,并在本子上把重点做了记录。原来,1938年3月18日发生了烈士山战斗,仅40多天,这书就印出来了,且书上记载的地理位置就是宏伟乡境内的小孤山位置。
在翻看、记录资料时,贺德海又听了一遍自费者的介绍，非常惊讶,说:“你们自费跑这么远那得多少钱哪,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你们,以后需要什么资料,打个电话我就给你们查找。”
苏、李二人记了贺德海的电话号码,不住地言谢,告辞了。出了中央档案馆,两个人的心情轻松了许多。李兴发说:“在交通岗,一遇到急救病人准给开绿灯,这儿也好比交通岗，我们之所以能如愿以偿,通行无阻,因为我们是病人。”
这句话倒把苏将校造愣了:“病人?甲肝?”
李兴发摇摇头说:“你忘了,人家管咱不是叫神经病吗?”
“神经病”这句话是别人对他们的嘲讽。
苏将校乐了:“病就病吧,咱为烈士们而病,咱值得。”两个人的脸上浮现出胜利后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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